探究中医伦理学源流概括及影响简述
作者2019-03-25 10:22未知
一门学科得以产生与发展都是在大量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且传承不息的医疗保健体系———中医学。中医学的临床工作运用“望闻问切”为诊断核心，施以“理法方药”为治疗核心，遵循“以人为本”之“仁心仁术”为医德核心; 具备自成体系的基本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中西文化愈加激烈的碰撞，我们不能固步自封，随着《医学伦理学》的迅速发展，我们中医要走向世界，必须确立符合自身特色的伦理学体系。而在现代伦理学语境之下，“医德”是职业道德的一种，是指医务人员的从业时应该遵守的基本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而从理论层次分析可知“医德”是基本伦理观念在医学职业生涯中的具体表现。因而“中医伦理学”架构的建设是基于“中医医德史”研究的完善，“中医伦理学”的发展是“中医医德史”的拓展与升华; 两者相互交融与促进而能自成学科体系。
1 中医伦理史概况
中国医学无论是从考古角度，还是从人文神话传说角度，都可以佐证其起源于原始社会时代。技术的发明必将伴随有思想的发表指导，因而中国医学伦理学思想也应当起源于原始社会。及至进入有人文先祖的文明时期，人类与自然适应搏斗过程更加促进了人类自身对健康的追求，进而促进了医学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如《淮南子·修务训》载: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记叙了作为中医始祖之一的神农氏崇高的奉献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当是中医伦理规范的肇始端。而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伏羲氏“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曲礼》载: “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在这系列关于先祖们与疾病相斗争中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医乃仁术”的伦理学思想的原始端倪，也反映了先祖们为解除黎民百姓患病之痛苦不惜牺牲自我的高尚品德，又因神农氏、伏羲氏等均是我们中医学的始祖，他们在实践中践行的这一系列事实当是其思想的具体反映，这些思想实可视为中医伦理学思想的萌芽。
“三坟”以降，中医学理论体系渐成。《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医德也有较为详细论述。《素问·著至教论》载: “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提出合格的医师必须德才兼备，须怀诲人不倦之心，积极践行健康科普“以教众庶，亦不疑殆”，这是真实要求的; 《素问·五脏别论》载: “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指出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也标志者“医术”与“巫术”在此分道扬镳，为唯物主义的中医学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素问·疏五过论》主要阐述医者治病之5 种过失，与其姊妹篇《素问·征四失论》交相辉映，组成极具分量的先秦时期医德基本形成佐证，《素问·征四失论》载:
“所以不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内外相失，故时疑殆。”这明确阐述了医疗差错的产生与思想水平和工作态度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出现，直至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为正统统治思想后，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也并深刻地影响着传统医学的伦理观，由此形成了传统医学主流的“儒医”之潮，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宋代著名政治家所提出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一说。
司马迁在遍访三山五岳之广博见识基础上慨叹: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 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 轻身重财，二不治也; 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 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 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 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既卓有远见地预见了医患纠纷的频繁发生，也睿智地提出了解决办法，对于今天的医疗环境建设仍极具发表指导性作用。司马氏虽不业医，但以他伟大思想家的深邃眼光及文人的笔调精当总结，垂范后世，备受后世医家推崇;后世与之相关论述均未脱离其巢窠。
“药王”孙思邈承前启后，不仅临床水平很高，且其极其重视医德建设，在其代表作《千金方》开篇即“大医精诚”篇与“大医习业”篇，强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训诫后人专业学习时切忌骄躁虚浮，面对病人无论“华夷愚智”“长幼妍媸”，均应“普同一等”，临证之时应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谨慎小心，以免伤害病人，也由是可知药王的医学伦理思想深深打下了“仁义”思想的烙印，这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中医伦理学思想最具特色的体现，并且一直贯穿中国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至明代医学家陈实功提出的“医家五戒十要”，把从医者的道德修养要求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临床医师“待患处事”画出来明确的准绳，影响较为深远。而伟大的药学家李时珍在博览古今医藉、遍访深山老林之草木介虫鱼鸟兽的基础之上，刻苦钻研，留心观察，成百科全书式的《本草纲目》，为后世医家以身作则留下凡与医学相关之事均当亲力亲为的榜样; 至清朝，受特殊政治环境影响，医学得到较为迅速发展，而著名医家王清任也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赴义冢，察尸体，据实况，著录成《医林改错》，以极大的胆识，纠正前贤之误，根据实证提出新的观点与学说，并积极验于临床，疗效颇佳，开创“活血化瘀”派; 同时，及至清末民初的一批提出与践行中西汇通派的医家们。体现了他们精益求精、不泥于古、治学严谨、唯疗效是求的高尚的医德风尚。及至革命战争与解放初期那一段特殊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缔造者先以“救死扶伤和革命的人道主义”具体阐明了新时代的医者精神，又以倡导“中西结合”的方法提出与践行新的医疗技术体系。为传统医学新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2 中医伦理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我国古代医学特色的精神财富。虽然中国传统文明里没有“医学伦理学”一词，但由于经过先秦以来历代圣贤医家的发展完善，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产生、发展和成熟都是处于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固其思想中包含高尚合理的部分，同时也包含着一些历史的糟粕，作为当代临床科研工作者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者，我们应当秉承“古为今用”之思想，继承优点、剔除糟粕的宗旨，将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中对人民大众有价值的部分加以继承和发展，以求更好服务于当代医学事业。据上可知，中医医学伦理学的核心思想深受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影响，在于“医乃仁术”和“以人为本”———紧紧围绕“仁”而发展。自秦汉以后的文献中更加完整体现了这一核心思想，这些思想是人民根本的利益的体现，也是我们应该重点继承与发展的部分。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医者仁术观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道德的轴心观念，也是古代医家职业生活的观念轴心及价值境界。而孟子把儒家思想明确概括为: “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仁爱”思想与亲情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人世社会中“孝”便被看作是根本的伦理美德。从历史上看，因“孝”而知医、进而以医为业者甚多，其中如金元时期就不乏有著名的大医学家。
医学伦理生活由于不可能脱离世俗生活而单独形成，是故其中的“仁术”观念显然汲取了儒家伦理观中的“仁”的理论，并深受其影响。古代医家把“医术”和“仁术”合二为一，临证之时面对患者，医家一方面心怀“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之思想与人相交往，与患者进行“四诊”交流，并搜集与病情相关的各方面因素，另一方面就是具有相对直接的目的性———行医治病。同时，传统中国方方面面均受儒家重“义”思想影响，对历代医者行医处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历代医家有关的医德言论，“重义轻利”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医德，他们把悬壶济世作为做君子人格的实践。但是儒家的封建伦理观严重阻碍了医学解剖学的发展，宣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使其视解剖尸体为不仁、不义、不道德的行为而禁止外科手术与尸体解剖，这严重阻碍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均衡发展，尤其是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另外，封建伦理中的性道德观念也存在很多糟粕，需要进行辨别。又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传统医学理学思想还受到宗教迷信的影响，例如某些医家提出“因果报应”致病论，宣扬“人行明德，天白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的理念。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这些糟粕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传统医学优秀的伦理学思想。但是《洗冤集录》与《医林改错》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一局面。尤其是《洗冤集录》一书蕴含着丰富的医学伦理学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古代优秀伦理道德发展的光辉成就，这仍可为当代医学工作者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3 小结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研究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以及在医学领域内有关伦理道德问题的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又是医学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中医伦理学虽然形成尚不完善，但由于其具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背景与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也具备着丰富的内涵，亟待我们去挖掘整理。笔者通过前期研究，初步整理，认为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中医伦理学是基于传统社会公德与主流哲学思想发展而来的一门学科，主要受儒家“仁”与“义”影响，而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在培养良好医德思想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临床诊疗水平的发展进步，因此需要辩证对待。第二，中医伦理学自始至终强调医师“德行”的培养，认为没有高尚品德的人既不可学医，又不可行医，此两者也是中医药技术几千年来延绵传承过程中遴选继承人的先决条件，继续弘扬此思想有利于构建更加和谐的健康的医疗环境。第三，中医伦理学始终践行“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理念，自药王孙思邈明确提出“人命至重”后就得历代医家共鸣，并贯穿于临床工作始终，牢牢树立“欲救人”方可学医的人本主义理念，这也是中医临床工作者备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根本原因。此外，中医伦理学还要求医家自身以“精勤不倦”的态度，加强自身理论知识学习与“入国问俗，入家问讳，入堂问礼”的个人礼仪修养，以培养精湛的技术，尊重患者的优良作风，这也是我们今后在临床学习与工作中应该践行的基本原则。
伴随当代医学伦理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入的领域，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复兴也日趋热烈，中医药临床事业也越加普及的今天，“中医伦理学”的发展也当步入一个发展的崭新春天，对于发表指导中医临床工作者临床工作、规范中医临床工作者基本言行、发扬中医临床工作者儒雅的医德医风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医伦理学”的完善建立是对中医临床医学实践活动和中医科学发展乃至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社会生活均将带来积极而富有意义的深刻影响。
1 中医伦理史概况
中国医学无论是从考古角度，还是从人文神话传说角度，都可以佐证其起源于原始社会时代。技术的发明必将伴随有思想的发表指导，因而中国医学伦理学思想也应当起源于原始社会。及至进入有人文先祖的文明时期，人类与自然适应搏斗过程更加促进了人类自身对健康的追求，进而促进了医学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如《淮南子·修务训》载: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记叙了作为中医始祖之一的神农氏崇高的奉献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当是中医伦理规范的肇始端。而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伏羲氏“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曲礼》载: “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在这系列关于先祖们与疾病相斗争中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医乃仁术”的伦理学思想的原始端倪，也反映了先祖们为解除黎民百姓患病之痛苦不惜牺牲自我的高尚品德，又因神农氏、伏羲氏等均是我们中医学的始祖，他们在实践中践行的这一系列事实当是其思想的具体反映，这些思想实可视为中医伦理学思想的萌芽。
“三坟”以降，中医学理论体系渐成。《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医德也有较为详细论述。《素问·著至教论》载: “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提出合格的医师必须德才兼备，须怀诲人不倦之心，积极践行健康科普“以教众庶，亦不疑殆”，这是真实要求的; 《素问·五脏别论》载: “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指出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也标志者“医术”与“巫术”在此分道扬镳，为唯物主义的中医学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素问·疏五过论》主要阐述医者治病之5 种过失，与其姊妹篇《素问·征四失论》交相辉映，组成极具分量的先秦时期医德基本形成佐证，《素问·征四失论》载:
“所以不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内外相失，故时疑殆。”这明确阐述了医疗差错的产生与思想水平和工作态度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出现，直至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为正统统治思想后，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也并深刻地影响着传统医学的伦理观，由此形成了传统医学主流的“儒医”之潮，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宋代著名政治家所提出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一说。
司马迁在遍访三山五岳之广博见识基础上慨叹: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 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 轻身重财，二不治也; 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 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 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 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既卓有远见地预见了医患纠纷的频繁发生，也睿智地提出了解决办法，对于今天的医疗环境建设仍极具发表指导性作用。司马氏虽不业医，但以他伟大思想家的深邃眼光及文人的笔调精当总结，垂范后世，备受后世医家推崇;后世与之相关论述均未脱离其巢窠。
“药王”孙思邈承前启后，不仅临床水平很高，且其极其重视医德建设，在其代表作《千金方》开篇即“大医精诚”篇与“大医习业”篇，强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训诫后人专业学习时切忌骄躁虚浮，面对病人无论“华夷愚智”“长幼妍媸”，均应“普同一等”，临证之时应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谨慎小心，以免伤害病人，也由是可知药王的医学伦理思想深深打下了“仁义”思想的烙印，这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中医伦理学思想最具特色的体现，并且一直贯穿中国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至明代医学家陈实功提出的“医家五戒十要”，把从医者的道德修养要求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临床医师“待患处事”画出来明确的准绳，影响较为深远。而伟大的药学家李时珍在博览古今医藉、遍访深山老林之草木介虫鱼鸟兽的基础之上，刻苦钻研，留心观察，成百科全书式的《本草纲目》，为后世医家以身作则留下凡与医学相关之事均当亲力亲为的榜样; 至清朝，受特殊政治环境影响，医学得到较为迅速发展，而著名医家王清任也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赴义冢，察尸体，据实况，著录成《医林改错》，以极大的胆识，纠正前贤之误，根据实证提出新的观点与学说，并积极验于临床，疗效颇佳，开创“活血化瘀”派; 同时，及至清末民初的一批提出与践行中西汇通派的医家们。体现了他们精益求精、不泥于古、治学严谨、唯疗效是求的高尚的医德风尚。及至革命战争与解放初期那一段特殊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缔造者先以“救死扶伤和革命的人道主义”具体阐明了新时代的医者精神，又以倡导“中西结合”的方法提出与践行新的医疗技术体系。为传统医学新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2 中医伦理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我国古代医学特色的精神财富。虽然中国传统文明里没有“医学伦理学”一词，但由于经过先秦以来历代圣贤医家的发展完善，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产生、发展和成熟都是处于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固其思想中包含高尚合理的部分，同时也包含着一些历史的糟粕，作为当代临床科研工作者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者，我们应当秉承“古为今用”之思想，继承优点、剔除糟粕的宗旨，将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中对人民大众有价值的部分加以继承和发展，以求更好服务于当代医学事业。据上可知，中医医学伦理学的核心思想深受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影响，在于“医乃仁术”和“以人为本”———紧紧围绕“仁”而发展。自秦汉以后的文献中更加完整体现了这一核心思想，这些思想是人民根本的利益的体现，也是我们应该重点继承与发展的部分。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医者仁术观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道德的轴心观念，也是古代医家职业生活的观念轴心及价值境界。而孟子把儒家思想明确概括为: “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仁爱”思想与亲情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人世社会中“孝”便被看作是根本的伦理美德。从历史上看，因“孝”而知医、进而以医为业者甚多，其中如金元时期就不乏有著名的大医学家。
医学伦理生活由于不可能脱离世俗生活而单独形成，是故其中的“仁术”观念显然汲取了儒家伦理观中的“仁”的理论，并深受其影响。古代医家把“医术”和“仁术”合二为一，临证之时面对患者，医家一方面心怀“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之思想与人相交往，与患者进行“四诊”交流，并搜集与病情相关的各方面因素，另一方面就是具有相对直接的目的性———行医治病。同时，传统中国方方面面均受儒家重“义”思想影响，对历代医者行医处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历代医家有关的医德言论，“重义轻利”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医德，他们把悬壶济世作为做君子人格的实践。但是儒家的封建伦理观严重阻碍了医学解剖学的发展，宣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使其视解剖尸体为不仁、不义、不道德的行为而禁止外科手术与尸体解剖，这严重阻碍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均衡发展，尤其是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另外，封建伦理中的性道德观念也存在很多糟粕，需要进行辨别。又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传统医学理学思想还受到宗教迷信的影响，例如某些医家提出“因果报应”致病论，宣扬“人行明德，天白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的理念。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这些糟粕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传统医学优秀的伦理学思想。但是《洗冤集录》与《医林改错》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一局面。尤其是《洗冤集录》一书蕴含着丰富的医学伦理学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古代优秀伦理道德发展的光辉成就，这仍可为当代医学工作者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3 小结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研究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以及在医学领域内有关伦理道德问题的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又是医学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中医伦理学虽然形成尚不完善，但由于其具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背景与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也具备着丰富的内涵，亟待我们去挖掘整理。笔者通过前期研究，初步整理，认为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中医伦理学是基于传统社会公德与主流哲学思想发展而来的一门学科，主要受儒家“仁”与“义”影响，而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在培养良好医德思想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临床诊疗水平的发展进步，因此需要辩证对待。第二，中医伦理学自始至终强调医师“德行”的培养，认为没有高尚品德的人既不可学医，又不可行医，此两者也是中医药技术几千年来延绵传承过程中遴选继承人的先决条件，继续弘扬此思想有利于构建更加和谐的健康的医疗环境。第三，中医伦理学始终践行“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理念，自药王孙思邈明确提出“人命至重”后就得历代医家共鸣，并贯穿于临床工作始终，牢牢树立“欲救人”方可学医的人本主义理念，这也是中医临床工作者备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根本原因。此外，中医伦理学还要求医家自身以“精勤不倦”的态度，加强自身理论知识学习与“入国问俗，入家问讳，入堂问礼”的个人礼仪修养，以培养精湛的技术，尊重患者的优良作风，这也是我们今后在临床学习与工作中应该践行的基本原则。
伴随当代医学伦理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入的领域，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复兴也日趋热烈，中医药临床事业也越加普及的今天，“中医伦理学”的发展也当步入一个发展的崭新春天，对于发表指导中医临床工作者临床工作、规范中医临床工作者基本言行、发扬中医临床工作者儒雅的医德医风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医伦理学”的完善建立是对中医临床医学实践活动和中医科学发展乃至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社会生活均将带来积极而富有意义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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