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一个人的中国史
作者2019-03-25 10:45未知
在某种程度上,蔡东藩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足可与司马迁相媲美,说他是"现代司马迁"也不为过。在世界所有国家中,中国的历史无疑是最为源远流长的。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说:"中国有史之系统,严正完美,实超乎万国之上。"历史作为一种话语权,在数千年里经历了从民间到官方的转移和衍变,最后留下了一部皇皇巨著"二十四史"。
"作史固难,读史亦难。"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从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到其他各种别史、杂史和野史,一个人即使穷经皓首,也读不完这么多历史。仅"二十四史"就有三千二百五十九卷,除非像吕思勉这样的历史研究者(吕将"二十四史"通读了三遍),对一般读者来说,这样的正史难免会让人望而却步。"尝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鉴纲目》凡二十卷,《明史纪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辑录,多则数千百万言,少则不下百万言,非穷数年之目力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
同时,这些高文典册的历史大多出自文人史官之手,并非为一般智识的普通民众而作,阅读难度可想而知。因此,便出现了大量的民间说史和史,即"演义"小说的兴起。"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藂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雉衡山人《东西晋演义·序》)《三国志》属于正史,《三国演义》则将历史民间化和文学化了,就社会影响而言,前者根本无以望后者之项背。"罗贯中尝辑《三国演义》,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相看。"
对任何一个历史者来说,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播久远,所谓"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这其实牵扯到"文"与"史"的差异性。文史既相通又相异,历史小说不同于真正的历史,小说偏重于情节营造,历史偏重于真实性。"夫正史尚直笔,小说尚曲笔,体裁原是不同,而世人之厌阅正史,乐观小说,亦即于此处分之。"因真实性可疑,这种似驴非马的历史演义小说往往为学者所诟病,章学诚指责《三国演义》"创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后世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
一是乏人问津的所谓"正史",一是真假难辨的各种"演义"、"戏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历史始终陷于"贫困",以至于鲁迅先生说:"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妄人信口开河,青年莫名奇妙,知今知古,知外知内,都谈不到。"近代西风东渐,大学兴起,中国结束帝制,走向民主,历史才开始在中国重新复苏,梁启超提出"新历史"之说。在这场历史启蒙运动中掀起一股"历史热",留下许多名篇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系列。
蔡东藩(1877-1945) —生恰逢清末民初,既接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又接触过许多现代新思想,精通经史诗文,这使他对历史、国家和民族有更现代、更深刻的认知。他坚持历史的真实根基,"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在文字方面,他要求"文不尚虚,语惟以俗",这或许是对同时期白话文运动的一种呼应。即使在今天看来,蔡东藩对的这种孜孜追求也不过时,即"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探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不求古奥,不阿时好,期于浅显切近"。
从1916 年到1926 年,从40 岁到50 岁,陋室孤灯,蔡东藩在浙江乡下了整整10 年。从《清史演义》始,先后了元史、明史、民国、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朝、两晋、前汉和后汉等通俗演义。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发表了这部长达700 多万字的中国通史,从秦汉到民国,历史跨度长达两千多年。在某种程度上,蔡东藩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足可与司马迁相媲美,说他是"现代司马迁"也不为过。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50 余万字的《史记》叙述了自黄帝到西汉的三千年中国史,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正好从前汉开始,这种衔接不仅是主题内容上的,也是历史精神的继承,即历史从官方到民间的回归,"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与传统的历史通俗小说不同,蔡著采用的完全是专业历史的方法,重史轻文,注重真实和考据,无一事无来历,孤证不立。这需要大量的阅读和涉猎,更离不开洞隐烛微的思辨精神,《元史演义》时他就参考了大量中西史料,"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这是史家才有的严谨,"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史论总被视为历史的点睛之笔,在"历代通俗演义"中,除过一些历史知识的注释,还有大量的蔡氏史评作为批注。这自然会让人想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2016 年恰逢蔡著《清史通俗演义》("历代通俗演义"第一部)首次出版100 周年,历经首年巨变,其光辉仍不可磨灭,正如替蔡《民国通俗演义》后四十回的许廑父所言:"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事实上,"历代通俗演义"自出版以来,便一直畅销不衰,为书商和出版社带来不可计数的利润,但蔡氏本人却贫寒一生,仅以行医教书为生。这就是一个真正者的历史和命运。
"作史固难,读史亦难。"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从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到其他各种别史、杂史和野史,一个人即使穷经皓首,也读不完这么多历史。仅"二十四史"就有三千二百五十九卷,除非像吕思勉这样的历史研究者(吕将"二十四史"通读了三遍),对一般读者来说,这样的正史难免会让人望而却步。"尝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鉴纲目》凡二十卷,《明史纪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辑录,多则数千百万言,少则不下百万言,非穷数年之目力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
同时,这些高文典册的历史大多出自文人史官之手,并非为一般智识的普通民众而作,阅读难度可想而知。因此,便出现了大量的民间说史和史,即"演义"小说的兴起。"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藂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雉衡山人《东西晋演义·序》)《三国志》属于正史,《三国演义》则将历史民间化和文学化了,就社会影响而言,前者根本无以望后者之项背。"罗贯中尝辑《三国演义》,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相看。"
对任何一个历史者来说,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播久远,所谓"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这其实牵扯到"文"与"史"的差异性。文史既相通又相异,历史小说不同于真正的历史,小说偏重于情节营造,历史偏重于真实性。"夫正史尚直笔,小说尚曲笔,体裁原是不同,而世人之厌阅正史,乐观小说,亦即于此处分之。"因真实性可疑,这种似驴非马的历史演义小说往往为学者所诟病,章学诚指责《三国演义》"创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后世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
一是乏人问津的所谓"正史",一是真假难辨的各种"演义"、"戏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历史始终陷于"贫困",以至于鲁迅先生说:"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妄人信口开河,青年莫名奇妙,知今知古,知外知内,都谈不到。"近代西风东渐,大学兴起,中国结束帝制,走向民主,历史才开始在中国重新复苏,梁启超提出"新历史"之说。在这场历史启蒙运动中掀起一股"历史热",留下许多名篇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系列。
蔡东藩(1877-1945) —生恰逢清末民初,既接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又接触过许多现代新思想,精通经史诗文,这使他对历史、国家和民族有更现代、更深刻的认知。他坚持历史的真实根基,"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在文字方面,他要求"文不尚虚,语惟以俗",这或许是对同时期白话文运动的一种呼应。即使在今天看来,蔡东藩对的这种孜孜追求也不过时,即"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探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不求古奥,不阿时好,期于浅显切近"。
从1916 年到1926 年,从40 岁到50 岁,陋室孤灯,蔡东藩在浙江乡下了整整10 年。从《清史演义》始,先后了元史、明史、民国、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朝、两晋、前汉和后汉等通俗演义。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发表了这部长达700 多万字的中国通史,从秦汉到民国,历史跨度长达两千多年。在某种程度上,蔡东藩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足可与司马迁相媲美,说他是"现代司马迁"也不为过。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50 余万字的《史记》叙述了自黄帝到西汉的三千年中国史,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正好从前汉开始,这种衔接不仅是主题内容上的,也是历史精神的继承,即历史从官方到民间的回归,"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与传统的历史通俗小说不同,蔡著采用的完全是专业历史的方法,重史轻文,注重真实和考据,无一事无来历,孤证不立。这需要大量的阅读和涉猎,更离不开洞隐烛微的思辨精神,《元史演义》时他就参考了大量中西史料,"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这是史家才有的严谨,"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史论总被视为历史的点睛之笔,在"历代通俗演义"中,除过一些历史知识的注释,还有大量的蔡氏史评作为批注。这自然会让人想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2016 年恰逢蔡著《清史通俗演义》("历代通俗演义"第一部)首次出版100 周年,历经首年巨变,其光辉仍不可磨灭,正如替蔡《民国通俗演义》后四十回的许廑父所言:"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事实上,"历代通俗演义"自出版以来,便一直畅销不衰,为书商和出版社带来不可计数的利润,但蔡氏本人却贫寒一生,仅以行医教书为生。这就是一个真正者的历史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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