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五四新文学的双重价值

作者2019-08-12 17:44未知

　五四新文学之所以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尤其它在推进中国社会重大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最关键的三个字就是:跨文化。一是跨越了漫长的中国古典文化, 近代历史毕业论文网认为这既是一种跨越, 也是一种延展, 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二是跨越了广阔的世界文化, 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碰撞, 真正打开了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门窗。而这两种跨越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这让现代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跨文化品格。

　　首先, 五四那代人最注重创新, 同时又最懂得继承。毫无疑问, 五四那代人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他们开创了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全新格局。但他们的重要和宝贵的品格, 还体现在他们在懂得创新的同时又懂得继承, 他们从未割断历史的联系与发展, 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 继承越多, 创新越多。周作人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旗手之一, 是最早提倡并积极推行白话文的人, 但他也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要保留文言文的人。在审美趣味上, 他既继承了古代公安派、名士派性灵小品“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的观点, 又吸取了外国散文“漂亮”和“缜密”的法, 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今天我们看周作人的小品散文, 大多几百字到千把字, 从不啰唆, 遣词造句又恰到好处, 既有文言文的老辣与精炼, 也有白话文的通透与明快。鲁迅《狂人日记》的历史价值并不在于它是第一篇白话小说, 论白话程度, 《红楼梦》比《狂人日记》更白话, 《狂人日记》的语言魅力在于鲁迅文言文功底之扎实!在于鲁迅文白夹杂的功力之深厚!在于鲁迅对外国语言的吸取和运用之纯熟!这就使得《狂人日记》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 都达成了现代与传统的深层联结。人们常说鲁迅难懂, 难懂在哪里?一方面在于内容之深刻, 另一方面也在于他语言表达上的丰富与晦涩, 只看得懂白话而不懂文言文、不懂外语的人, 就很难理解和领会鲁迅文章的真正魅力。

　　其次, 五四那代人最渴求立本, 同时又最注重开放。作为文化与文学上空前开放的年代, “五四”是令人难忘且无法重复的。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整个20世纪上半叶, 新文学一直保持着与国外文化的多方交流。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左翼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西方几百年间的各种文学思潮在中国逐一走过;最初的一批重要而有影响的作家几乎都有着留学国外的人生经历, 留日、留欧、留美、留苏……他们是走出国门的一代, 是走向世界的一代。不仅将自己的眼光和视野触及世界各国, 并且身体力行地将世界各国的文化带回中国。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外国文学作家、移植外国文学理论, 为中国文学的变革提供了新的蓝图。所以我们常常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的身份是多重的, 他们不仅是新文学的作家, 同时也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家。但还有一个身份常常在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历史语境下被人们忽略, 那就是五四一代人几乎人人是国学大师。他们大多带着相当深厚的中国国学素养踏上文坛的。传统文化与文学是他们无论如何“新”, 无论如何“外”, 也割舍不掉的根基。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得别具一格, 《沉沦》被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 但他的旧诗词得好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郭沫若曾评价:“他的旧诗词比他的新小说更好。”本土与西方的双重滋养, 决定了很多新文学作家在创作上所达到的空前的高度。本文是由58硕博毕业论文网栏目下的历史论文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第三, 五四那代人最渴求自由, 同时又最勇于承担责任。个性和自由是五四新文学最核心的关键词, 五四一代人曾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乃至一生的代价,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从未因为追求个人的自由而放弃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五四时期自由的社会环境催发了无数场文学论争, 鲁迅有无数个论敌, 但是这种论争的背后, 争的到底是什么?这绝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 也不是文坛的八卦, 而是各人不同的文化态度与文学立场的辩论, 是一种各自坚守、互不相让的文学立场与文学原则, 说到底是一种文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甚至可以说, 这种坚守已经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而是作家对于社会问题、民族命运的思考与承担。郭沫若、郁达夫等说起来是浪漫主义作家, 是主观抒情的, 其实他们最现实, 比文学研究会人生派作家还要现实, 还要为人生。郁达夫除了《沉沦》还有《广州事情》, 郭沫若除了有《女神》, 还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20世纪90年代初, 在北京举行的“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北京师范大学九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做了一个发言, 虽然不长, 却显示了钟敬文先生的史家眼光和气魄, 特别是那种宽阔的文化胸襟。当时文坛正盛行对文学史及名家名作的“重读”“重评”“重”之风, 对郭沫若的评价也正值大起大落之势, 而钟敬文在发言中不仅把郭沫若的《女神》与胡适的《尝试集》进行了对比, 旗帜鲜明地强调了《女神》对中国现代新诗乃至对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一锤定音”的巨大作用, 而且还充满激情地认为:“郭老即使没有其他成就, 一生只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样一篇文章, 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位置也就确定了。”勇于为郭沫若正名, 并不是个人的情感, 而是文化情怀。钟先生把郭沫若比作一棵大树, 尽管大树上可能有一些枯枝子, 坏叶子, 烂果子, 但它毕竟是一棵大树, 绝不是一株小草可以相比的。这种对本民族文化伟人的包容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责任的体现。当年胡适声称要“二十年不谈政治”, 但仍不耐寂寞, 创办《努力》周报, 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不赞成其办报, 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 那是上策, 教授是中策, 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 我都很感谢, 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实在忍不住, 这就是一种责任。

　　最后, 五四那代人最犀利地批判社会, 又最无私地解剖自己;最无情地揭露人性的弱点, 又最深情地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五四一代人的创作, 蕴含有一种对整个人类的大关怀。鲁迅的创作从小说、散文到杂文, 死亡不仅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题材, 更是一个鲜明而沉重的主题。为什么鲁迅这么热衷于“死亡”?我认为鲁迅笔下大量的死亡和多方面对死亡意识的思考, 实际上已经使死亡意识成为一种特殊的精神象征, 并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学意念, 那就是———“向死而生”!鲁迅尤其懂得新的美好的生存需要付出巨大的乃至是死的代价, 因此他背负着人生最大的悲哀, 艰难无悔地走向人生最大的超越。鲁迅蔑视死, 但从不轻视生;他有过悲观、彷徨、失望甚至绝望, 但从未因此而沉沦、虚无或颓废。因此李长之说:“我从来想不到颓废和鲁迅有什么关连。”又比如说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这一篇一千余字的小品文, 主要是围绕作者故乡的三种野菜来的。文章首先以妻子买菜回家偶然说起北京也有卖荠菜的话题为引子, 一下子勾起了作者对浙东家乡的野菜的一连串回忆: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作者兴致大发, 搬来《西湖游览志》《清嘉录》和日本《俳句大辞典》, 旁征博引, 查证它们的名称, 叙述它们的掌故, 说明它们的用途, 并且越说越发不可收, 自己孩提时代的种种美好记忆此刻全都涌上心来:原来这三种野菜不仅是家乡人爱吃的佳肴, 各具不同的风味, 而且它们还与孩子们有着亲密的联系, 在它们身上寄托着孩子们的特殊情谊。更重要的是, 故乡的野菜牵动了作者对离别已久的家乡的深切怀念之情。但是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思乡, 也没有一个字是在抒情, 反而欲擒故纵地申明作者并不以故乡为重, 作者四海为家, 走到哪里, 哪里就是故乡。但为什么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见到家乡的野菜, 却一下子文思泉涌, 抑制不住地倾诉对家乡野菜的记忆呢?这只能说明, 故乡是永远割不断的情思。全人类有各自不同的菜肴, 但对故乡的记忆与怀念, 则是共同的。用心的读者够能在这篇小品文的字里行间, 深切感受到周作人笔下那种生于斯长于斯的真挚情感, 能够体味到从小小的故乡的野菜而牵动着的人类的大关怀。

　　其实跨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尤其当两种文化面临同时跨越的时候, 这种跨越没有一个预先确定好的时间表, 也没有一个提前确定好的阶段行程, 更没有预期的效果。这种复杂性表现在, 很多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提倡“反传统”的健将们, 在经历了“五四”的火热之后, 又转身投向传统文化的研究。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周作人等等皆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部文学史将1921年之后新文学阵营的发展表述为一种“分化”状态。何为“分化”?为何“分化”?这绝不是鲁迅往左、胡适往右的简单分歧, 而是蕴含着新文化在发生之际就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极其特殊而复杂关系。五四的一代, 是过渡的一代。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成长, 这是后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文化资源。所以五四那代人比谁都更理解传统文化弊害的一面, 也正因为此他们对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批判才能够一针见血, 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反”, 不是一种单纯呼唤“新文化”的诉求, 更饱含着对中国传统民族性的深刻反思。就鲁迅本人而言, 他在一生从事新文化新文学的同时, 也一生都在批判旧文化, 而“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理解和反思, 是一种重新的出发, 而不是单纯的抛弃和背叛。这也是第一代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先锋之余更显深刻、厚重、凝练的根本原因。本文是由58硕博毕业论文网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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