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课堂讲稿由其学生叶龙整理出版。该书以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通史的课堂记录稿为底本，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借此机会，本期回顾钱穆先生生平及其代表作品，通过其历史格局和文化情怀的双重担当，探索当代读者回望历史、面对未来、重塑个人知识格局的可能。
　　一个人在一个百年的岁月里独自拥有九十六个属于自己的生命年轮，在漫长而持续的读书、教书、著书之中，渐成一道历史风景、一座文化坐标、一桢世纪背影，这是十分罕见的。这个人如果放在生活的户口本上去检索，他叫钱穆，中学文凭，公元1895 年7 月30 日，在晚清光绪王朝的沉闷酷暑中，诞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叫七房桥的小乡村。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
　　走近钱穆，当从走近他的书开始。
　　《先秦诸子系年》：名震史坛的成名之作
　　在钱穆先生的著述里，《先秦诸子系年》是不可不读的一部。这部书是钱穆早期著作的代表，是他名震史坛的成名之作，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经典文化名著，不仅开一代风气之先，更是让后人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史学架构可能企及的认识高度。曾有史家这样评论：钱著《先秦诸子系年》考据之准确、用料之精当、逻辑之严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23 年秋天，钱穆经前辈学人钱基博的推荐，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讲国文，在讲授《论语》的同时，开始考订孔子生卒行事，启动《先秦诸子系年》的。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钱穆一边教学，一边向钱基博等问教学术，开始了早期的教学、研究、交流、著述生涯。像《论语要略》《孟子要略》等著作都发表于此。
　　1927 年秋天，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国文老师。学术氛围甚浓的苏州中学，鞭策钱穆在著述上更加勤奋，先后出了《国学概论》《墨子》《王守仁》等不俗之作。与此同时，《先秦诸子系年》所涉及的诸子考辨各篇，也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先后梳理成章。1929 年，就在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基本完稿之时，钱穆与当时学术界、史学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相遇了。这两位人物分别是：古史辨派领袖、史学大师顾颉刚，经学奇才、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
　　1929 年9 月，刚刚受聘燕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回苏州省亲，造访钱穆。顾颉刚把目光投向钱穆刚刚发表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面对这个中学教师的心血之作，顾颉刚惊诧不已、佩服不已，诚索此稿带回家中阅读。几天后，钱穆回访顾颉刚，顾颉刚对钱穆的考据功夫和史学才华大加赞赏，当即决定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任教。
　　顾颉刚离开后的那个冬天，虽然寒冷异常，但钱穆却感到非常温暖。一则顾颉刚的慧眼识人，让钱穆增加无穷暖意;二则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的专程到访，遇见了难寻知音，迸发了灵感火花。两位神交已久的朋友俯仰湖天，畅谈今古，自然把话题集中到了《先秦诸子系年》上。蒙文通称赞“君书体大思精，唯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已”。经其推荐，《先秦诸子系年》初稿中的墨学诸篇，公开发表于南京的一家杂志上。钱穆与顾颉刚的相遇，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改变了他的学术人生，使他从苏州中学步入京师高校的殿堂。1930 年9 月，钱穆前往古都北平，在燕京大学任大一大二国文课讲师。他在教学之余，全身心地投身于燕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利用其丰富的藏书资源，逐字逐句《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12 月，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就作品本身而言，《先秦诸子系年》系一部考证诸子年代、行事的考据之作，这部书力纠前人治诸子之失，为通贯春秋晚期至秦统一大约350 年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的历史，画出了一条清晰可信的发展红线，成为研究战国史、先秦史的重要著作。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部标志性的学术史
　　1931 年夏天，钱穆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课，为正面交锋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铺垫。在中国上古史方面，他根据自己的《先秦诸子系年》研究成果，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战国史开篇，再回望春秋烟云，一段纷繁复杂的思想历程被先生描绘得有声有色，井然有序;在秦汉史方面，他兼顾秦汉时期的学术、政治及社会经济三个有机联系体，讲学术举文化之演进，说政治、经济列制度之演变，以史家之慧眼，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形成了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钱氏读史、讲史、治史观。
　　讲史的同时，他以讲义的形式把标靶一点一点地指向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此时发表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与梁著同名，但观点却有很大差别。梁著把宋明理学的反动视为清代汉学的本质，把汉、宋对立的思想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始终，重点突出清代学术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创新意义。钱穆则把视野放置于宋明理学的传统要义在清代汉学的继承与发展上，提出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的著名论断。应当说，这个论断与当时居于主流思想的梁论是背道而驰的，但就绵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而言，它似乎从未产生过断层，即使史上几个外族问鼎华夏，一统河山，其文化也是兼容并蓄、不断前行的。因此，就是从今天的视角去审视钱穆，他的见解仍然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这部书高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宋学精神，彰显明清诸儒的民族气节，为增添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送一洪钟大吕，点一指路灯火;它以明清时期的黄宗羲、王夫之、曾国藩、康有为等51 位学术人物的思想承袭为核心，把学术思潮的发展变迁放置于思想史本身的矛盾运动中去分析评判，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中寻找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为后世论人史建筑了标志性物什。
　　作为伟大文化的真诚守望者，在传承与否定的信念战场上，钱穆的状态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执着的敬畏与感激。
　　《国史大纲》：建立面目一新的新儒家史学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战火烧进了南京、武汉和长沙。钱穆、朱自清、陈岱孙等人跋山涉水，行程1700 多公里，抵达位于昆明和蒙自的西南联大。在这里，1938 年5 月，钱穆整理旧稿，正式《国史大纲》。1939 年6 月，《国史大纲》全稿杀青。因当时昆明已遭日军空袭，钱穆怕书稿毁于战火，决定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 年6 月，《国史大纲》出版，立即引起轰动。夏承焘、汤用彤、缪凤林、朱自清、严耕望等学人都曾细读此书，认为是民国时期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中国通史著作，所给予的诸多溢美之词，让同时代的学人羡慕不已。陈寅恪更是以史家的严谨为该书锦上添花，在细读细审书中引文的过程中，其认真程度如同对待自己的著作。国民政府教育部把其指定为全国大学教学用书，其辐射范围之广、影响时间之长，至今在我国港澳台及海外还长盛不衰。因此有人把该书列为钱穆最重要的代表作，是经得起时间和读者考验的。
　　我系统地读过《国史大纲》两遍，与钱穆先生的跨时空心灵碰撞持续了半年之久。最明显的感受是觉得《国史大纲》至少在五个方面作出开创性建树。其一，标志着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使他从二十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中突围出来，实现了从疑古到信古、从考据到义理、从历史研究到文化研究、从考史到著史的历史性转变。其二，钱穆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自己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三，钱穆从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四，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治史人。其五，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钱穆的《国史大纲》问世已经60 多年了。《国史大纲》在时间和读者的长期考验里，已经化作一座文化的坐标，一帧历史的背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我想，钱穆如果没有开放的眼界，没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仅仅局限于古史考辨，在历史的断壁残章里绕弯弯、求余韵、找枝叶，他的文化高度、历史成就断不会这么高。钱穆是历史和时势造就的领一代风骚的史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