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国时期中共党人的“社会科学”观

作者2019-08-03 15:32未知

　中国共产党是崇尚科学精神的政党，近代历史毕业论文网查阅从诞生以至今日，它始终高扬科学的大旗。其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其和运动，无不诉诸科学的名义，或者说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进行。具体到革命时期而言，提倡科学与破除迷信，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思想传统，它早已构成中国共产党具有革命精神的文化象征，甚至已成为其政党性格和社会形象的集中体现之一。而在这一思想传统中，对“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视，又可谓是其一个鲜明的特色。在20年代中期以后的民国时代，挥舞“社会科学”旗帜最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导当时“社会科学”话语的，实际也是中共党人及其思想同盟者。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时期中共党人的“社会科学”观却不甚重视，鲜见有专门探讨者。故本文拟对其作一初步的考察。

　　民国时期，中共党人大力提倡科学，用科学反对迷信，是因为他们偏重于把科学看成是一种理性的、进步的人生观,并视其为破旧立新的武器，“一种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他们所认识和理解的科学，不只是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逻辑实证的现代理性精神。而在这一思想理路形成的过程中，唯物史观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关键性作用。

　　这一时期，构成中共党人热爱科学和运用科学之思想枢纽的，无疑是唯物史观。掌握了唯物史观的中共党人，往往对“社会科学”情有独钟，这不仅因为在他们看来，惟有唯物史观，才赋予了一切有关社会现象的研究以真正的科学性，而且事实上唯物史观也的确给予了他们解析现实社会以有力而方便的武器，并因此增强了其学术信心和对社会科学的坚强信念。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有关问题时，曾概括地指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以后，不仅没有抛弃五四运动的科学精神，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下，赋予了其更加深刻的内容，“科学当然包括自然科学，但人们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所以讲科学，首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革命学说”。这对民国时代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科学观来说，的确可谓智言。58硕博毕业论文网栏目下的历史论文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中共党人对“社会科学”之科学性的认知与强调，大体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20年4月，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明确地将科学分为广狭二义，指出“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在他看来，“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学、历史学、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效用。”他将自然科学看作为科学的基础部分，也是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共识。这从“科学”一词单独使用时，往往直接指称自然科学的习惯用法，也可概见一斑③(注: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谈到文化的内容时就道：“文化的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本文是58硕博毕业论文网栏目下的历史论文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在此文中，针对当时中国人只知自然科学而不重视社会科学的现象，陈独秀强调指出，“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的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③这种对社会科学的重视及其有关研究之“科学性”的认同，在唯物史观深入系统地传入之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1923年，思想文化界发生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最晚加入论争的

　　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和瞿秋白等人，就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毫不含糊地表达其对科学的信念，包括对于社会认知科学性的坚执，并自信地阐发了其相关见解的。本文是58硕博毕业论文网栏目下的历史论文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1923年11月，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公开批评丁文江等“科学派”对张君劢等“玄学鬼”的反击不力，认为从表面上看，他们好像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原因就在于，“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这就是唯物史观。他们以一种“存疑的唯心论”，来批驳张君劢的玄学唯心论，实际只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不仅如此，对于张君劢所提出的具有“主观”、“直觉”等特点、受“自由意志”而不受“因果率”支配的九种具体人生观，陈独秀还一一作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以揭示其玄妙虚幻的神秘色彩。他明确表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当时，陈独秀这一鲜明的唯物主义科学观和态度，受到了胡适的质疑。胡适认为，“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思想知识言论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且陈独秀所谈还只是“历史观”而非“人生观”问题(注:胡适《答陈独秀先生》，见《科学与人生观》第26-28页。也可参见胡适为此集所的序言。。对此，陈独秀继续作出反驳。他批评胡适还不真正懂得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并不否认“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的作用，只不过它并不把“心与物”同等看待，沦为“心物二元论”而已。因为“心物二元论”正是“玄学鬼”张君劢等立论的根本，“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频于破产”。同时，他还声明：“‘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若像胡适那样只满足于自己给出一个假定的“科学的人生观”，是仍不足以发表维护科学尊严的任务，此外，还“更须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以彻底证明科学的权威，“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本文是58硕博毕业论文网栏目下的历史论文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1923年12月20日，瞿秋白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将有关见解表达得更为深入。他批评科学派和玄学派关于“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既有论争，都不得要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看他们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辩实在打不着痛处”。在他看来，其所论争的焦点归根结底实际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他指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诚然有别，“这里的行动者是有意识的人，各自秉其愿欲或见解而行，各自有一定的目的”。但是，我们却不能 “因此而否定历史进程之共同因果律”。因为个人动机或群众动机虽能作用于社会现象，它们自身的产生和效果却又有赖于彼此的互相作用，而其彼此所以能形成相互作用，背后无疑又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应当先求之于社会的最后原因”，这“最后原因”或称“最后动力”，就是以生产力等为内容的社会物质经济。在中国，瞿秋白将影响社会现象变迁的各因素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首次给予如下空前清晰的说明：

　　“一、生产力之状态；二、受此等生产力规定的经济关系；三、生长于此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直接受经济现象的规定，别部分受生长于经济现象上的社会制度的规定之社会——（“社会的人”之心理）；五、反映此等社会心理的种种性质之“社会思想”——社会思想家之宇宙观人生观。

　　基于此，瞿秋白最后强调，正如同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一样，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就必须知道社会律。“唯知此因果律之‘必然’，方能得应用此因果律之‘自由’”。

　　这种刚刚掌握了唯物史观并以其为发表指导的社会认知，尤其是对其“科学性”的信念和初步展示，在当时是相当新鲜的，它不仅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思想力量，也成为中共党人开始逐渐取得“社会科学”话语权、并大谈“社会科学”的逻辑底蕴和思想起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1923年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可谓是一个强化“社会科学”认同的年头。他们的领袖人物不仅从社会科学之“科学性”的角度有力地参加了科玄论战，而且该年以新的姿态重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也宣称自己“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其新出的发刊词，简直堪称自觉以“社会科学”研究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宣言书。同时，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成立的、致力于全面打造中国新式社会科学基地的第一所大学——上海大学，也于是年正式诞生。本文是由58硕博毕业论文网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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