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1953 年的五年间，南斯拉夫实践派重要代表、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马尔科维奇同实践派其他成员一道，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多样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然而，在1962 年，南斯拉夫的经济结束了近十年( 1952—1961) 的高速增长，并暴露出诸多严重问题。因此，马尔科维奇就经济主义的弊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本质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以“经济的人道化”为旨归的社会主义经济观。

　　一、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经典欧洲社会主义观存在的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著名文学家米沃什曾在其《被禁锢的头脑》一书的序言中揭示了二战后世界上两种制度的对立: “时至今日，这世界可以说被一场大争论分裂为二; 事实上，这非但是一场争论，而且是一场无情的斗争，双方都要夺取世界的领导权。很多人到现在还不肯相信，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不完全接受这个制度，就得完全接受另一个制度。”可以说，在冷战时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同时也存在于经济领域，即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的对立。在马尔科维奇看来，这种对立给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带来了困难，并衍生出两种极端的观点: 其一，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对保守力量的胜利; 其二，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制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因而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倒退。马尔科维奇认为，一种经济主义，即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存在和一个消费者，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的主要动机是试图使收入最大化”，并将“经济规律的彻底解放”和“商品-货币关系的自然发展”作为当前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事情的态度，对这两种极端观点存在着重要的影响，甚至经典的欧洲社会主义观也是在这种经济主义态度的基础上形成的。

　　经典的欧洲社会主义观将人的堕落视为私有制的结果，并试图通过单纯地消灭私有制来扬弃现代社会中人的种种异化形式。因此，它坚信通过国家计划可以达到经济合理性的最大化，并将日益增长的个人需要的满足诉诸社会的发展，同时又自信不会引起巨大的经济差别和社会差别。但是，这种社会主义遭到了历史发展的质疑。其一，私有制的消灭并没有在根本上扬弃人的异化状态。“国家所占有的各种功能和权力的过大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制造出一个现代利维坦、一种异化了的权力”，换言之，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政治异化并没有随着经济异化的扬弃而得到扬弃，甚至这些国家所取得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对私有制的扬弃。其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消除经济差别和社会差别。一方面，“剩余劳动形式的资本家的利润被废除了，但官僚特权又占据其地位”，因此，官僚阶层成为了新的社会差别的推动者。另一方面，“既然个人在一切意义上都依赖于国家，满足个人需要就不具有很高的优先性，社会主义越来越像一个贫穷的个人的富裕社会”，即是说，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虽然在整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有致力于改善个体的生活水平、满足个体的基本需要。

　　因此，马尔科维奇断言，“经济主义不可能被评价为任何别的东西，它不过是一种恢复19 世纪的那种早就过时了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不坦率的尝试”，并业已受到了来自中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即非经典社会主义观的彻底批判。马尔科维奇认为，中国的经验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条件而与欧洲国家的发展无关。“中国需要一种比起源于欧洲条件下，并依靠至少是半工业化国家的水平的经典模式更严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工业化的任何放缓都可能再生产一个强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并造成不确定的未来”。因此，中国无奈地选择了先牺牲个体以寻求科技发展和高速发展，并迅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与欧洲社会主义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此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儒家和道家文化使个体对牺牲和匮乏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并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力量，从而形成了与欧洲社会主义的经济主义基础的本质区别。相对于中国的经验，南斯拉夫的经验对于欧洲社会主义更具现实意义。南斯拉夫是通过对国家主义的拒斥来反对经济主义态度的，即在扬弃了经济异化的基础上，进而扬弃政治领域的异化，实现现代技术条件下政治的去官僚化和去职业化。

　　二、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本质及对经济主义的超越

　　为了深入分析经济主义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本质区别，马尔科维奇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对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马克思把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和出发点浓缩进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中，因此，理解《资本论》的前提在于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因此，将马克思异化理论作为对黑格尔观念的简单接受，以及由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与自己的哲学信念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而忽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尽管很少使用“异化”这个词语，但是仍然展现了异化理论的结构，只不过，“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所说的‘异化劳动’，现在由‘抽象劳动’这个词语所代替”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马尔科维奇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释旨在为南斯拉夫的自治寻找理论依据，但是，其分析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即私有制与异化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运行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

　　其一，在私有制与异化的关系上，马尔科维奇援引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论述，指出私有制是异化的结果，即是说，私有制的扬弃并不意味着异化本身的扬弃，换言之，私有制的扬弃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将私有制的扬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使人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本质。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实现，发生了关于剥削业已被消灭的讨论。一方面，从经济主义出发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剥削随着私有制的扬弃已经被消灭; 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则认为，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反，工人阶级的生活境遇得到了巨大改善，由物质匮乏所带来的工人革命的原动力已经丧失———马克思理论被事实证明为一种臆想。但是，马尔科维奇一针见血地指出，“剥削的精髓( quintessence) 不是指工人生活在苦难中，而是因为他并没有为其劳动得到相等的价值回报”。通过马克思关于剥削的论述，马尔科维奇得出结论: 剥削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一种现象，“只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没有废除剥削的一切可能性”。进而，基于马克思关于“粗陋的”“非反思的共产主义”“到处否定人的个性”的社会不仅没有超越、甚至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论断，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劳动的本质而不是私有财产”。

　　其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运行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在马尔科维奇看来，“明确地废除剥削的唯一途径，是创造防止对象化劳动统治活劳动的各种条件”，并且，“首要的是把配置对象化劳动的权力赋予生产者自己”。但是，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异化却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引起了相应的异化形式，即社会被分裂为经济和政治两个对立的领域: 前者是带有商品具体所有者全部私心的市民社会，后者则是抽象的市民的政治社会。在现实的人与人的冲突中，黑格尔将合理性视为个人的主观精神和国家的客观精神的一种抽象的同一，从而使个人通过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而跟其他个体产生积极的关系，以解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但是，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将矛盾的解决诉诸一个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寻求“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产生。在此基础上，马尔科维奇认为，“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在于如何可能以最合理和最人道的方式自觉地和自由地争取共同体的一般目标，对这一目标来说，国家不再是必需的”。但是，这种看似激进的观点并没有使其导向一种空想的乌托邦式的诉求，可以说，马尔科维奇在这里所要坚决批判和拒斥的乃是一种官僚化了的国家。马尔科维奇清醒地认识到，官僚化的国家与特殊的私人利益之间的这种二元论和矛盾是不可能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即在抽象思维的框架下得到解决的。因此，与南斯拉夫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相关联，马尔科维奇认为需要以高度自治的形式来消解这一矛盾，“国家的权限必须明确地被减少，即使它仍将暂时保持某些管理功能。日益增长的规制社会过程和阐释社会主义政见的责任，必须通过那些可能填补企业和联盟之间巨大真空的更高层次的自治组织来承担”。

　　三、经济的人道主义的实现路径

　　在以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新阐释为基础而对经济主义进行批判之后，马尔科维奇为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或经济的人道主义的实现找寻到了一条出路。在他看来，与马克思的构想不同，迄今为止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一些物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些国家必须首先承担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即首先要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私有财产的水平。因此，两种错误的道路选项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其一，最大限度地相信市场经济; 其二，由国家机构通过一种自觉的规制和发表指导来代替各种规制市场经济过程的不可控力量。前者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恢复，后者则可能导致斯大林主义及其衍生形式。

　　进而，马尔科维奇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出路寄托于一种高度自治的国家形式，并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首先，社会主义的真正合理性在于能够实现社会目标的最大效率，并适应现实的需要;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不能简单归结为“解放经济规律”的表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必须摆脱官僚机构的任意干预; 再次，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超越这一关系，即回归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劳动本质的基本问题; 最后，国家在保持管理功能的同时，要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即减少和下放自身的权力。

　　综上所述，尽管马尔科维奇旨在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即为一种高度自治的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寻找理论基础并进行论证，但是，其中的某些观点与看法，对于理解和阐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自身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尤其是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其一，关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差异的理解。马尔科维奇并没有以经济制度的简单对立为基础来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毋宁说，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两者差异的新的视角，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劳动的本质，而不在于经济活动的手段或简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区分。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之间的差异界限愈加模糊，两者的经济运行目的之间的差异则愈加凸显出来。在马尔科维奇所指出的欧洲社会主义经济观点内部的两种错误路径之间，隐藏着一条折中的路线，即处于绝对依靠市场与绝对依靠国家计划之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早在20 世纪60年代的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本质区别已经引起了马尔科维奇的理论兴趣。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正是在于彻底地消灭剥削———剥削与私有制并不能完全等同———以实现劳动本质的复归，并满足个体日益增长的合理需要，进而消灭分化，弥合社会主义的社会差别和经济差别———它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官僚化的历史结果。

　　其二，关于官僚制给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马尔科维奇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关于私有制是异化的历史结果的论断，认为对私有制的扬弃只是为对人的异化的扬弃创造了历史条件，而并不意味着对人的异化的彻底扬弃。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官僚制取代私有制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异化的根源和推手。毋宁说，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从生产领域的异化推导出其政治的异化，而马尔科维奇则在对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中，从政治的异化推导出了经济的异化。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指出，‘只有在普遍利益成为现实’和‘只有在特殊利益在实际上成为普遍利益’时，才能铲除官僚政治”，官僚国家不过是重新回到了黑格尔式的抽象的普遍性的一种具体形式而已。诚然，马尔科维奇为南斯拉夫拒斥官僚制度所开出的药方———一种高度自治的国家形式，是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并不完全适合于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他本人所说，这一药方旨在“创造防止对象化劳动统治活劳动的各种条件”，换言之，高度自治不过是国家简政放权的一种激进的手段，而达到简政放权这一目的的路径却并非只此一种。不过，在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外，马尔科维奇对社会主义政治异化与经济异化关系的分析和论断，也应当引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自身道路探索过程中的警觉，即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异化的倾向，以防止官僚化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马尔科维奇终其一生都在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殚精竭虑。他形成于20 世纪60 年代初期的理论与思想(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人道主义思想仅是其总体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没有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丧失活力，它们有足够的力量和魅力穿越时空的限阈，为当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可供进一步发掘的宝贵财富。进而言之，马尔科维奇不过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及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所以，作为一种产生于特定时代的理论诉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远比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更加丰富，这或许正是我们应当重新发掘和认识这一理论诉求的意义所在。